不能让专利成为权力牟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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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一些新的贪腐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讨论。如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

　　就常识而言,发明创造所需条件严苛,即便获取专利,在后继市场应用中的不确定性也非常大。在武长顺的案例中,专利转化率如此之高,市场运用如此之广,不是正常市场逻辑所能解释的。就媒体披露的情节分析,背后有着较为明显的权力干预的痕迹。一方面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与武长顺的管理领域多有重合；另一方面,在交通公共设施招投标过程中,多为单一来源采购,少有竞争对手参与。专家认为,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被称为学者型官员的武长顺,从1999年6月至2013年3月,先后发明及领衔发明35项专利。令人生疑的是,其中有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在其担任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和公安局长期间,部分专利大规模应用于天津的交通领域。

　　利用专利发明,在个人权属范围内牟取不正当利益,相较于以往的腐败案件,这种方式无疑更为隐蔽,但其危害性也更大。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进入公安刑侦和交通管理领域,对高科技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盯防”,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如武长顺所在的公安、交通系统,在高科技产品招标、操作等环节存在一些人为漏洞,会不会导致一些不法分子漏网?会不会造成对交通安全事故的失查?由此又会不会进一步助长权力寻租的可能?在公权力部门引入、应用高科技产品过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综合考量的因素,以进行后期的社会风险评估。因为这些领域一旦出现腐败,很有可能会损害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后果。

　　不难看出,专利发明一旦沦为权力牟利的工具,无论怎么隐蔽,形成的巨大利润其实都构成了一种变相的权力租金。进一步讲,有权力的“保驾护航”,这种发明创造所形成的垄断,不仅会使产品定价过高,还会剥夺市民选择更好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对科研的侵袭,以及在高科技产品应用领域的贪腐现象,往往也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降低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其对整个社会创新积极性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竞争市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可能更需要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