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http://www.cnwulian.net）：智慧城市的政府角色：从“批发商”到“零售商”
一个城市政府要成为一个具备服务意识的“零售商”并非易事，因为目前政府的行政体制导向的结果是任务型的"批发商"。
重塑领导力
史蒂芬·戈德史密斯：第一，他们要清楚，建设智慧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蓝图是什么，比如无人驾驶、智慧街道、传感器以及高速网络覆盖的范围等方面的情况，他们的路线和资金规划是什么样的。第二，他们到底想要解决哪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数据来解决，在识别出这些重要问题后，再通过数据分析找到通用的解决之道。
|戈德史密斯答问|
美国的一些城市政府已经通过另外一套做法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这一做法的核心是强调利用数据解决城市问题，也就是数据驱动。“在早期，我们有电子化政府，并认为它会取代政府，但现在三四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发生。实际上，电子化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它的宗旨和智能城市一样：城市每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利用数据解决。”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Goldsmith）说。
史蒂芬·戈德史密斯：城市依赖于市民的信任而存在，这种信任来源于参与和监督。我们教会市民收集和使用数据，可以让政府更好地倾听民众的声音，同时，真正生活在社区的人对于解决社区问题有更好的办法。政府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数据知晓民众的想法，回应这些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就建立了信任。
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也是历史发展阶段所需。戈德史密斯分析认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信息的流动缓慢而有限，而政府确保管控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并遵循规则。
经济观察报：您对中国建设智慧城市建设有什么建议？
用数据武装新型公职人员
纽约的数据分析中心每月召开例会，每个部门的首席运营官都会参与，在例会上，有2-3个部门介绍运用数据解决一些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激发其他部门的兴趣。“深度的数据理解能力、高层的授权以及大量相关的需求带来了文化上的改变。”
规则的约束成为障碍
2019年，罗兰贝格发布第二期《智慧城市战略指数》，在全球153个拥有智慧城市官方战略的城市中，上海排名第六，是中国的第一名。
美国的行政体制源于19世纪，而明确任务是19世纪的重要特征。史蒂芬·戈德史密斯在书中写道，政府传统的构架是为了应对19世纪所面对的混乱无序状态，为了摆脱市政厅的腐败、无能和不可靠，当时的激进改革家更信奉理性、专业标准和分工，政府设立了不同的智能部门，比如消防员负责扑灭火灾、公共卫生护理人员负责流行病的防控、环卫工人负责环卫，公职人员会被分配明确的任务，并接受绩效评估。
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研究员，关注区域经济领域，包括区域政策、城市竞争、智慧城市、大文旅等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各类主体和事件。联系邮箱：sujing@ee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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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您在书中强调了市民参与收集数据和回馈的重要性，市民参与为什么重要？
2019年，罗兰贝格发布第二期《智慧城市战略指数》，在全球153个拥有智慧城市官方战略的城市中，上海排名第六，是中国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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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使文化的改变，旧金山正在建立数据学院，对中高级政府官员进行培训，内容不仅包括数据科学，还包括如何让数据可视化，如何获取数据。纽约还建立了大数据系统，用以衡量机构绩效，并跟踪结果。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挑战来自于各个部门每天做着具体工作的人，本质上来看，数据分析中心的作用更多的是改变行政文化。“你需要通过数据启示他们，启示他们的工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戈德史密斯说。
经济观察报：数据驱动型政府将给城市带来什么改变？
一些市政厅借鉴企业经验，将预测分析引进政府，利用城市数据预测未来会出现的问题，然后立即采取行动解决。
史蒂芬·戈德史密斯曾担任纽约市副市长，为纽约建立了第一个市长数据办公室，还曾连任两届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在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领域颇有建树。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长期囿于数据孤岛问题，政府下属的各个委办局之间数据门槛阻碍数据共享，这与美国面对的第二个障碍颇为相似，即数据分享，这个难题普遍存在于政府各部门、政府与数据公司之间。
但是，轰轰烈烈的智慧城市建设浪潮之下，市民的获得感普遍偏低。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组织的网络调查问卷显示，2016年，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布处在起步期，参与有效评价的220多个地级市市，平均仅50.38分，北京、广州排在第三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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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短板：市民获得感低
在《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一书中，史蒂芬·戈德史密斯详细介绍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圣迭戈、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等美国城市在利用数据提高政府智慧的故事，探讨数据化给政府的运行方式、管理模式、人员职责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戈德史密斯看来，突破障碍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就是领导力，在他任职纽约市副市长期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十分关注数据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应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戈德史密斯说，之后，纽约在政府中设立了高层面的数据分析中心。“如果没有推动顶层领导者做出改变，纽约市就无法成为数据驱动型城市。”戈德史密斯说，关键的问题是，顶层领导者应该如何为更加开放灵活的治理体系取代陈旧的层级治理体系创造有利条件。
如何让政府变得智慧？中国很多城市从与市民最直接的互动智慧政务入手，例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上海的“一网通办”，厦门的“i厦门”APP，这些都是无纸化政务的延伸，提高了政务便利性。
在他看来，“智能”是一个群体性行为，即如何利用数据解决问题，从互联网传感器中获得了什么信息，如何做预测分析，如何通过数据驱动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如何利用社交工具去聆听市民的看法，如何利用智能工具识别危机并解决它，如何利用智能工具充足工作流程、确认哪一幢建筑需要检测以及哪一个餐馆需要做安全卫生检查。“对我来说，真正的智能城市是将数据应用到各个层面中，使城市变成一个更聪明、响应能力更强的智能政府。”他说。
叫法各有不同，例如上海的大数据中心，深圳的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兰州的大数据社会服务管理局，职责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如今，随着数据在城市公职人员和本地市民之间的自由流动，规则的约束便成了有效行动的障碍。当公职人员的工作旨在解决问题而不是遵守规则时，他们便可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结果便是，政府变得更智能、更灵活，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分配精力。
因此，政府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具体可量化的行政行动上，而不是解决方案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分级、流程死板、资源冗余等弊端愈加明显，但政府对市民的反馈却视而不见。
分享他认为，政府扭转绝望趋势的机会在于数字技术，即收集、存储和分析数据的新方法，新兴通信技术，以及新的社交网络世界。
其次，不管是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在大数据时代，跨部门协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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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他写道，新型公仆必须打破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设置的三大障碍：第一，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狭隘绩效评估方式；第二，一般城市政府的垂直化层级管理阻碍了观念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不适合解决非垂直型的问题；第三，政府正倾向于解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表面工作，比如道路填补、案件处理等，而非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