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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小而美的智慧城市，从何处入手
崔国
2017-09-05 16: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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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业界、学界已有的对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的观点，不少人特别是开发实践领域的一线工作人员，都隐约意识到“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的概念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智能软硬件技术的加入，还应该具有一些科技以外的东西。本文并不试图给出一个有关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的标准答案，但试图构建一套思考智慧城市及智慧园区的思考方式，供实践参考。
认识我们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人在讨论智慧园区时，都在用着现在的技术、现在的思维去打造一个所谓智慧的园区，但其实智慧园区是属于未来时代的，是未来时态的，而不是现在时。之所以称之为“智慧”园区，不正是因为它相对于当前要更超前、更未来、更智慧吗？因此，立足当前来遥望未来的时代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反过来也更容易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极为迅猛的时代。这种快速的变化，放在更长的历史潮流中会很容易发现其规律。纵观人类现代历史，存在着长约50-60年的大周期，经济学里称之为康波周期：先是约为15年的衰退期；紧跟着是近20年对新技术及工程的巨量投资，期间经济快速发展并进入繁荣期；此后的10多年是新技术的过度投资造成混乱的时期，也为下一次大衰退、地缘及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埋下伏笔。
自1771年工业革命伊始第一个长周期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四个康波周期：蒸汽及铁路时代（1829年）、钢铁电力及重工业时代（1875年）、石油汽车与量产时代（1908年）及信息与通信时代（1969年）。按照这四个时间周期推算，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此时的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个康波周期末端的“混乱时代”。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及全球化浪潮已经见顶，1998年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是顶峰之后明显的分水岭。而现如今新的智能技术革命崭露头角，但还远没到技术成熟、大规模商业应用之后的收获期。在这个格局稍显混乱的时代，接下来出现一次大萧条或许是大概率事件，但萧条之后便是新的攀升期。
认清我们处在周期末端这一时代背景，对智慧城市或园区有何影响？当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变成每个地方必备的技术条件，成为人尽皆知的内容时，未来的城市和园区除了信息技术，还有哪些要素值得被称之为“智慧”？再进一步试问，产业园区是否应该指向未来，立足成为尚未成熟的“未来技术”的试验场，以及成为城市未来空间科技的实践区，从而承担起城市进阶的职能，而非仅是当前成熟技术的运用而已？这两个问题，将是智慧园区与一般园区定位的核心区别。
全系统的智慧城市
目前已有的对智慧城市概念的阐述主要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是从技术论的角度出发，强调新一代的技术发展，特别是物联网和大数据。
第二类是功效论，强调城市管理方式更加先进智慧，可以实现不同的人群和客体之间有效地感知连通。
第三类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强调智慧城市是依靠多种不同功能系统实现智能化，通过数字技术有机融合后成为完整的智慧城市体系。
这些已有的概念其优点是，都重视新一代通信技术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性，重视城市管理者在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中的统筹作用，也重视技术成果转化为应用成果的理念与过程。但是普遍存在的缺点显著地表现为过分强调技术、硬件创新和人工环境，而忽视技术应服务于人这个最终主体，忽视对人的智慧性的调动，以及城市是建设在自然基底之上并与之互动这一大前提。
综上，为弥补原有概念内涵的不足，在此特别将智慧城市创造性地定义为：智慧城市是指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含物联网与互联网等），实现城市空间中的四大要素——物质、流、人、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最终实现城市的智慧发展。
这里的“物质”是指城市中的一切人造空间物质实体，包含全部交通、建筑、基础设施等。对物质类型的无尽划分，实际上隐含的是过分强调物质要素本身，而忽视物质以外的智慧元素的概念偷换。另外，不同于已有定义中物质仅作为数据的获取基础，本定义更加突出了物质本身以及物质变化而产生的新属性。
“流”指的是城市中一切非实体化的城市信息资源和数据资源。传统的智慧城市概念，数据流的出现多是对实体物质进行数据收集，例如交通信息的感知、传输和收集。而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智慧城市，既应该包括依托传感设备的物质实体的数据收集，也应该包含能促进人的创新与进步的知识资源、知识流。以知识为代表的知识流须设置引导性的装置、空间或制度来实现知识的创意转化。
“人”是智慧城市的使用者。在传统的智慧城市概念中，将人群明确划分为多个类型，如管理者和公众。然而，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人群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身份标签都不能体现人群在智慧城市中的全部角色和需求。必须从生存、居住、通行、娱乐、教育等人的全面需求出发，提供相应的城市功能和空间使用方案。同时强调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智慧体，需要鼓励人从原来被动式接受以科技硬件式的智慧城市成果，转变为主动式地发挥个人创意，参与到智慧城市的创新创意建设中。
“自然”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最隐性但也最显性的要素。既有的智慧城市概念中未提及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如季节性的风向改变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等。将自然环境纳入到智慧城市建设的体系中，例如依据区域地理环境设置融合型的城市天际线，或通过调整建筑高度和建筑位置来创造出不同环境变化下的小气候，甚至将建筑、区域打造为会“呼吸”的建筑，与自然环境发生主动互动，使得智慧城市不再囿于“人造物”的狭隘视角。
把“人”、“自然”这两个新的要素增加到智慧城市概念体系下，完整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同传统的只强调科技手段的智慧城市内涵与特征形成了鲜明区别。既有传统智慧城市具有的普遍意义上的全面透彻的感知与互联属性，也发展出了重视自然，以自然基底为土壤的空间生态融合属性，更突出了人作为使用者和创造者的智慧城市本位属性。
从“机械人”到“智慧人”的转化
什么样的人是“智慧人”？在传统智慧城市尤其是智慧园区的建设构架中，所有的“机制”都建立在“更高效”的假定之上。更高效的停车、交通、配套服务，更高效的能源、园区管理、企业服务，更高效的空间使用、景观效用……。这本身并无过错，产业园原先就是提供给人们作为商用、获取收益的空间类型。只是这些“高效”的背后隐含了一个逻辑，即将这一空间中的人看做“机械人”“理性人”，也即人到达园区只是为了工作，有着近乎“机械化”的目标需求，而不会或很少产生其他的活动类型及诉求。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不是经济学假设中的“理性人”。今天的智慧产业园区面对的是一群背景、目标和需求千变万化的“感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