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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低碳发展要建立以低碳发展为目标导向的能源电力法规政策框架体系。以低碳发展为统领,全面梳理能源、电力与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政策,建立统一完整、协调配套的法规政策和制度体系,再由各地方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制定适宜的地方法规。
研究新常态下新的电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即以能源革命的价值导向为指导,与国际经验相结合,建立新的评价体系。从历史和发展眼光看,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都是与时俱进的,在新常态下,电力弹性系数、年装机容量、年发电量、设备利用小时数、备用率、效率、常规污染排放总量、绩效等需要完善或重新定义。如把年利用小时数可达8000小时的核电装机容量与年利用小时数约1000多小时的光伏装机相加来说明装机的多少,没有太大意义。再如,对电力常规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也即将失去意义,而碳排放、耗水量等指标将成为重要指标。
电力低碳发展应把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低碳政策制定的必备环节。能源转型中各种能源的比例大小即竞争力大小,关键还是取决于在考虑了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影响、生态保护、能源安全、二氧化碳控制等要求后的经济性。在2016年苏州国际能源论坛上,不论是国际组织代表还是丹麦能源部门官员,在演讲中都强调了新能源发展的经济性问题,如丹麦官员介绍,之所以丹麦的风电比例高是因为风电便宜。因此,无论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还是天然气燃机发电的发展,还是新能源的发展等,在政策制订中都应把阶段性碳目标与成本效益分析结合起来进行全面优化。
电力低碳发展要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各方协调。一方面我国已经明确了采取市场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推进能源革命、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等;另一方面,由于电力工业具有公用性质和基础产业性质,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管的作用。因此协调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能源、电力、环保、低碳、节能各主管部门的关系,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央企和民企的关系,厂网关系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关系都是电力低碳发展道路上的“关口”,任何一个“关口”不畅都会影响低碳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要通过市场机制让企业自主选择电力低碳发展的道路,将解决问题的钥匙交到企业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