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http://www.cnwulian.net）：深度 | 新型智慧城市的观察视角和思维层次
1. 智能应用的繁荣
从政府信息化发展史可以看到由政务信息化、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到智慧城市日益复杂化的过程，信息化业务的规模化会涌现出更高层次的集成优化的机会，组织化的范围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
体系工程理论是多系统合作阶段的新理论，部门业务的信息化完成之后，各信息系统的合作、协调与再集成就是新层次的中心问题，被称为“系统的系统”的体系工程就是要解决这类的问题，体系工程强调数据共享与处理能力的共享，强调信息系统的配套与协同，强调标准化与互操作，通过系统松耦合提升系统再集成的效率，形成整体化的服务能力。
智慧城市建设超出了电子政府的范围，进入了更广阔更持久的社会组织层次，智慧城市突破了信息化领域的局限，强调的是信息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合，强调IT与绿色发展技术的融合，智慧城市不再以IT技术为中心。智慧城市的投资不再以政府为中心，进入社会投资为主的新时代。政府的智慧城市规划将演变为促进社会自组织创新为主的规划，自组织的创新发展模式将成为主流，生态工程的理念将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
信息技术提供的是优化业务组织的机会与工具，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工具是没有智慧的，人是使用工具智慧的来源，大数据中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都不宜追求城市信息化中心的位置，应当努力去做城市业务管理的仆人，帮助各行业的管理者去优化自己的业务，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信息服务机构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帮助各行业取得成效，在助人成功的过程中实现信息服务机构的自我成长。
三、智慧城市与智能应用的繁荣
对信息技术的夸大会助长IT的自我中心论，以为靠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就能够完美的管理城市，以为靠大数据中心 +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组成的“城市大脑”就能够解决所有“大城市病”问题。实际上数据只是部分历史信息的记录，能够分析出一些问题绝不是所有问题，数据处理能力并不能替代创新的智慧，信息技术的作用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而不是替代人们解决问题，需知人是智慧城市的主角，IT只是工具，离开了人的“城市大脑”并不代表智慧。
3. 繁荣是高层次的现象，需要高层次思维
直接措施与间接措施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动用外部力量实现信息化的要求，后者靠调动参与者的内在需求引导其实现信息化的要求。典型的例子如政府部门信息共享，行政要求十分严厉，使用绩效考核等措施来推动，但这些做法都缺少长期效果。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挑选出确实真有效益的为数不多的项目，召集利益相关部门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及效益分配办法，让效益来推动信息共享。
“做什么”与 “怎么做”是不同层次考虑的问题，多数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在“做什么”层次上缺乏勇气，不敢筛选项目，致使项目臃肿完全失去成功的可能。有所不为是成功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认为从最稀缺的资源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才是合理的，人们常常会认为数据是最缺乏的，或者认为数据处理分析技术是最缺乏的，实际上最缺乏的是能够见到效益的目标机会，这种机会是多方面因素的组合，是业务的真实需求，这种效益机会才是最宝贵的。专家们利用政府数据的组合可以发现一些可以改进工作的内容，但是在业务人员看来这些发现并不急切，自己提出的问题才亟待解决，电子政务建设应当以业务问题为中心，不能以技术为中心也不能以数据为中心，唯有以业务部门的应用目标为中心才能获得可持续的效益。
六、政府应选择力所能及的目标
